余梦伦曾亲历火箭爆炸称中国仍在研究航天飞机0《资讯》

余梦伦曾亲历火箭爆炸 称中国仍在研究航天飞机

资料图：中国火箭发射失败影像资料截图

余梦伦：中国火箭梦想不坠

随着2011年以来中国航天事业迎来高峰期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也连续两年刷新年度发射纪录。2012年12月19日凌晨，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成功发射土耳其“GK-2地球观测卫星”，至此，“长征”顺利完成本年度约20次运载火箭发射任务。

火箭是中国航天事业最值得骄傲的内容之一。它自1949年以来就深为中国领导人所关切，是为“两弹一星”中的“一星”。

从“东风”到“长征”，目前中国的火箭事业实力如何？本刊记者借中国科技馆“火箭飞行原理”科普讲座的机会，专访了火箭导弹弹道专家、中科院院士余梦伦。

76岁的余梦伦院士1960年自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，即到航天部门从事火箭弹道研究，参与了自“东风一号”、“长征”至今中国大多数火箭、导弹的发射任务。

广为人知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“余梦伦班组”---专门从事弹道设计，每次发射都要进行天量的数据运算。

余梦伦说，中国航天历经几十载起伏梦想不坠，新目标犹在前方。

发射基地也曾没粮食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火箭和导弹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重要的科学、装备领域，也是保密度最高的事业之一，你能简要回顾我国火箭事业的发展历程吗？

余梦伦：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是在国家贫困落后的工业基础上起步，发展航天事业。当时中央领导高瞻远瞩，下决心发展航天事业，有一批献身于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、工人、科技人员，加上全国人民的支援。这三股力量，使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航天事业，为以后打下了基础。

发射“东风一号”的时候，国家为了保证任务完成质量，工作人员的伙食很好。火箭发射成功后，发射基地已经没有粮食了，吃的都是土豆。临上火车回京的时候，每人发了几个烧饼，带着路上吃。酒泉到北京要在兰州转车，在兰州下了火车找饭店，我们拿着粮票都很难买到东西，就是靠几个烧饼撑着回到北京的。

第二个阶段是“文革”期间。我们感触很深的是，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，在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，仍然顶住压力，坚持搞航天事业。

第三个阶段，改革开放之后，经历了拨乱反正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被认可。当时营造出一种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建设贡献力量的氛围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也曾有过“航天无用论”。当时航天部门工资低、待遇不好，社会上流传着“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。我们单位有一些同志离开了航天部门，在北京展览馆摆摊招人，没多少人报名。

第四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航天事业支撑，国防力量的壮大也需要航天，航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重新被重视。

亲历火箭发射失败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中国航天事业一直以一个又一个成功展示给世人，能讲讲你所经历的失败吗？

余梦伦：从1970年4月24日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，到目前长征火箭共经历了174次发射，取得了166次成功。失败的这8次主要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，其中70年代失败1次、80年代失败1次，90年代失败5次，还有一次是2009年8月31日，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用“长征二号”火箭发射“实践十一号04星”。

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96年2月15日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。当时由“长征三号B”发射一颗美国通信卫星。卫星发射前三天，为了解决火箭发射操作上的一些问题，我到发射基地去帮忙。临近发射时，我们的工作做完了，不过仍在监控中心。

我过去都是在控制大厅里，很少到外面看过，这次想出去看看火箭飞行的实况。这时发射阵地打来电话说，“老余，你既然来了就坚持到底吧，别离开，还是和发射队伍在一起吧。”本来我打算去的地方，就是后来火箭落下来爆炸的地点。

1974年11月5日“长征二号”第一次发射失败时我也在现场。那次火箭飞得很高，抬头往上看，就像从头上掉下来。发射基地的同志说“趴下！”我们全都趴在了地上。火箭落下来砸在远处。

再早一些的发射也经历过失败。我印象深刻的一次，是1964年在酒泉基地发射火箭，发动机出了问题，飞了几十米就熄火掉了下来。

我们当时都在有几米厚的水泥墙的地下控制间里。火箭点火发射正常，大家开始从控制间往外走。我走在后面，忽然前面的人都往回走，说“不好！”大家赶紧把铁门关上，谁都不说话了，你看我、我看你。后来“轰”的一声，火箭在控制间上方爆炸了，控制间被震得烟雾腾腾。

毕竟是自己亲手造出来的，当时就有人心疼得掉了眼泪。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：这些发射失败，对航天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余梦伦：每次失败后我们都会总结原因。特别是1974年那次，我们通过技术改进，在以后的火箭上把系统的“单点单线”改进成“双点双线”，即便坏了一路，还有备份。我们每失败一次，就前进一步，从失败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，才有今天中国航天的成就。

中国的火箭事业有着悠久历史。比如我所在的这个“余梦伦班组”有50多年历史，现在的成绩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。我是这个班组的第五任组长。

班组创始人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方俊奎，比他高一级的是钱三强、王大衍等人，更高一级的有钱伟长。新中国成立之前方俊奎也曾在美国学习，和钱学森一样，同是共和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。

方俊奎1912年出生于江西农村，在清华品学兼优，受到吴有训、叶企孙等著名教授的青睐。他毕业后到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工作。1949年3月，方俊奎辞去了上海物资供应局的工作，静待解放。后来参加解放军，正式进入军械部工作。

1957年，方俊奎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，在总设计师室任工程师，从事导弹弹道研究设计工作。他当时所在的工作团队，就是我们现在班组的前身。

1964年，弹道导弹发射成功后，他主动提出到边疆去。他说，靶场的弹道也很重要，搞设计的要到靶场去做实验。于是带着妻子和女儿去了甘肃省酒泉。

当时条件很艰苦，作为老科学家，他的边疆补助是工资的一倍。但方老把补助的钱都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。

“文革”时方俊奎被下放，他并没有灰心，还利用业余时间教年轻科技人员学习英语。

1992年方老80岁时在成都去世。由于他去世比较早，工作单位又发生了变动，几十年来，在我们的航天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他的记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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